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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共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鉴、壶、簠、舟、鬲、盉、盘、甗等青铜容器35件，以及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饰件等随葬品，为研究煌煌800年的晋国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7年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进行了扩大发掘，基本确认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同时，发掘中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本次发掘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

2022年1月11日，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陶寺遗址1958年发现，1978年正式开启考古发掘，至今仍在持续。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积280余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在早期遗址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完成1309座墓，其中5座大型墓葬集中分布，有大量随葬品，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陶寺遗址有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住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1号宫殿基址之上发现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在史前时期遗址中比较罕见。在1号宫殿基址西侧还有2号夯土基址。2022年以来，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大体揭露了该基址的面貌。2号夯土基址面积近600平方米，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中期，晚期时废弃。在此发现规整灰坑3处，推测为祭祀坑、窖穴或蓄水坑。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还出现了轮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较薄，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杂色陶相对于前期已经很少，绝大部分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陶纹饰除早期的绳纹以外，篮纹也成为了主要的纹饰，方格纹则已成为居绳纹、篮纹之后的纹饰；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扁壶一侧壶腹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颈，凸状钮施在户口盐商；罐、盆、豆等器口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从整个器群来看，这期遗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较多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就文化面貌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迹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两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对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认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报告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

邮票发布

2023年10月13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中国邮政将于10月17日发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种邮票，一套4枚，全套邮票面值4.80元。其中包括了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21年10月，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1年10月12日，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5年2月，入选国家文物局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